27、还治不了你，小样儿!
“不行！”我毫不犹豫，这不是不给王书记面子，这个面子实在不能给。这类“三种人”横行霸道惯了，遭上稍微像我这样、认识两个人有点背景的，横不出去，一个道歉轻松过关，皮肉无伤！农村哪有哪么多、认识上面人的人？普通农民，还不让他整得家破人亡。
“王书记，按理说，你出来中间说合，我应该罢手了。杀人不过头点地嘛！可张卫青胆子也太大了，现在都一九七九年了，他都带敢荷枪实弹的基干民兵，去抄一个守法社员的家！还是在他耍流氓不成的情况下。这种人留着对咱公社、对你、对老百姓们，都是一个大害。”
王书记想了想，也觉得后怕。起初他调和的目的很简单，一则毕竟是同事，二呢个别县领导在张卫青降职到他手下时，专门打过招呼：既不能让张受了委屈，又不能让张再犯错误；三是出了这样的事，捅出去，对他和公社的脸面，也不好看。所以，才想压下来。
听我一解释，又有一种解脱的感觉：供着这尊神，轻拿不得，重放不得，做工作简单，粗暴，啥也弄不成；捅漏子，一捅就是个大的，让人没法收拾。这简直是个埋在身边的定时炸弹！说不定啥时候，一爆炸连我一块也报销了，这帐划不来。不能因为帮你把我一家老小也搭上。既然有人要送瘟神，我也没办法，反正我是仁尽义至了。唉，把这尊瘟神送走也是福，再去祸害谁家，那就是他的事了，该那家倒霉。想到这里，王书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点点头走了出去。
我走到机房门口，送王书记出去。只见张卫青正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在院子里转来转去。估计事先王书记把有关我的情况，已告诉了他。要不还没过什么真招，他能就先软了？
见王书记出来，张卫青急忙迎上去，扫了我一下，眼里露出了一丝恐慌，毕竟作赋心虚。
他俩正谈着，他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，“王书记，你再给他好好说说。还不行我在全公社有线广播上作检查，给吴永丽道歉，给她家道歉，还要怎的？我这次栽得够惨了，千万不敢再捅到县里、地区去。”
当时农村每个社员家里，都安有线广播，每个公社都有广播站。
“老张，刚跟你说了，我去劝了，没劝住！再说你也太过分，自已先胡闹，又贴什么大字报，还敢带武装基干民兵，去抄吴永丽的家！真的哪个民兵枪走了火，老张，你这不是把我往监狱里送？要是眼红我这公社书记，我让位，可不敢这么作害我。自已回去好好想想，该怎么办，你这一脚，算踢到铁板上了。”
“球，”张卫青突然猛扬起头，“杀人不过头点地！他不让，还能咬下老子的丢？我张卫青也是大风大浪里闯过来的，这条小泥鳅瞎蹦哒，还能挡住不让我走路？他复避资本主义还有理了？不就是地区、县里，认识一两个人吗？我的战友没下台的，省里还有呢！谁怕谁！我就不信一个土农民，还能反了天？他有人，老子也去找人。”说完，恶恨恨瞪了我一眼，招呼也没跟王书记打一声，闯到车棚推起一辆自行车，就像一只掐了头的苍蝇，没看清目标，一头撞在旁边的柱子上摔倒。起身定了定神，复骑车，丧家犬一样窜了出去——回县城了。
我蔑视地望着他的背影，土农民，土农民怎么了？土农民就活该让你们欺负？欺负了，连声都不敢吭一声才对？小子，你这次不仅是惹了农民，你也惹了法律，你犯了国家的王法了，土农民也要收拾你！小样儿，还治不了你。
又过了一会，电话铃响起，话务员接起电话，“那谁，你要的地区电知通了。”
我赶忙接电话，“是郭主任吗，你好，我是郭勇的同学。我是永明县玉平公社的吴永成。”
电话中，我把详细情况说了一遍。
郭天明主任也相当气愤，“昨天郭勇给我打过电话。但不知道是什么事，你家这事并不是简简单单的、生在张卫青一个人身上的事。它反映了相当一些同志，极左思想仍然存在。怕老百姓富起来，老认为农民富了，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，老纠缠什么资本主义、社会主义的本质！这种事不仅你们县有，其它县也存在。这种现象不解决，中央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，难上加难！哼，老搞什么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。原来我准备过两天，跑各县调查情况。有你们家这个事，倒提前了我的工作日程。这种问题不尽快处理，不震动一下，有些同志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才能清醒过来。”
搁下电话，女话务员悄悄凑上来说，“你可办了件好事，那张书记顶不是东西，见了哪个女的也往上凑。以后你打电话，随时都可以来。”
机房出来，和王书记打了招呼，替四姐请了几天假，便和胡云珍回村了。
一脸焦急的爹、妈、三姐夫等人，一直在村口上等待。
见我们回来，妈上来拉住我，“到公社他们没打你吧，不行咱就认了吧！谁让咱是农民，是个捣土坷垃的农业社社员(农业社原指五十年代的农村合作社，现代指生产队)”。
“妈，你放心，咱又没犯法，他们凭啥打我，到公社后，姓张的托人说合，找我道歉、认错……”
“天神神”，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妈就急忙插话，“还有个天理在哩！还是俺五儿有本事，能讨回个理就行了。这事把人吓死了。”
“回来我想收拾下东西，明天一早去省城，非把这害人精，一把撸下来。”
“可不敢再瞎折腾了，自古官官相卫，有谁能向着咱这农民、土老百姓？人家肯认错，就是给咱脸了。再闹，人家一翻脸，咱还不是个灰的。”爹妈的脸都变色了。
“这你们不用怕，有党的政策给咱作主呢，要不他凭啥给咱认错？这祸害除不彻底，日后也是个麻烦！古人不是也说过人无伤虎心，虎有害人意，除恶务尽嘛。胡支书，这一、两天我不在，麻烦你帮忙照看一下，可不敢再让人，引民兵拿着枪上门抄家了。”
“没事，你放心，好狗还护三邻呢！我好歹还是大队的支书，只要我在，不用说他们拿着枪，就是拉着大炮，也先把我一炮轰死再说，***张卫青，欺负人呢！早晨招呼也不打，就把我跨过去了。”胡云珍忿忿不平。
今天在公社，他也听到、看到了不少，吴家五儿不简单，得笼着点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和三姐夫在村口坐车，赶到省城。先到省委大院，找郭勇他妈。
我并没指望在这办成多大事。只要能帮我把写的稿子，送进省报社就行了。报社来稿，一般都要和当地核实，借调查能给县里加点压力，催一催尽快处理。我耽误不起时间，还得上学。
省府门卫打电话确认无误后，放行。按照门卫的指点，我们找到了郭勇他妈办公室(他妈叫渠月连)，门口小窗口贴一张白纸“秘书长办公室”。
好家伙，秘书长，这官还真不小。
渠姨中等个，剪头。听我和三姐夫说完，十分震惊，“‘文革’过去几年了，怎么还有这种人满脑子‘文革’思想，梁州地区怎还有‘三种人‘存在，工作效率太差了，还谈什么对党和国家负责，没想到极左思想在基层这么严重，让老百姓受苦了。”
我拿出一份材料放到桌子上，“渠姨，本来不想麻烦你。你这么忙，那顾得上管我家这种小事，我给省报写了个东西，又怕递不进去，所以才……”
“这不是小事，”渠姨一边看材料一边说，“这也不是你一家的事，这种现象，全省都有些，但没想到还这么严重，嗯，文笔不错，比我家郭勇强多了，小张，小张，”
外间答应着，进来个秘书，“你先把这份材料，送给省报马总编。然后给梁州地委打个电话，问问情况。两天后让他们报回调查、处理结果。再搞个简报，让我过目后，下各地委、省直各有关厅局。两个意思：一是不留死角，坚决清理‘三种人’；二是坚决纠正极左思想，贯彻中央精神。”
“王书记，按理说，你出来中间说合，我应该罢手了。杀人不过头点地嘛！可张卫青胆子也太大了，现在都一九七九年了，他都带敢荷枪实弹的基干民兵，去抄一个守法社员的家！还是在他耍流氓不成的情况下。这种人留着对咱公社、对你、对老百姓们，都是一个大害。”
王书记想了想，也觉得后怕。起初他调和的目的很简单，一则毕竟是同事，二呢个别县领导在张卫青降职到他手下时，专门打过招呼：既不能让张受了委屈，又不能让张再犯错误；三是出了这样的事，捅出去，对他和公社的脸面，也不好看。所以，才想压下来。
听我一解释，又有一种解脱的感觉：供着这尊神，轻拿不得，重放不得，做工作简单，粗暴，啥也弄不成；捅漏子，一捅就是个大的，让人没法收拾。这简直是个埋在身边的定时炸弹！说不定啥时候，一爆炸连我一块也报销了，这帐划不来。不能因为帮你把我一家老小也搭上。既然有人要送瘟神，我也没办法，反正我是仁尽义至了。唉，把这尊瘟神送走也是福，再去祸害谁家，那就是他的事了，该那家倒霉。想到这里，王书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点点头走了出去。
我走到机房门口，送王书记出去。只见张卫青正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在院子里转来转去。估计事先王书记把有关我的情况，已告诉了他。要不还没过什么真招，他能就先软了？
见王书记出来，张卫青急忙迎上去，扫了我一下，眼里露出了一丝恐慌，毕竟作赋心虚。
他俩正谈着，他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，“王书记，你再给他好好说说。还不行我在全公社有线广播上作检查，给吴永丽道歉，给她家道歉，还要怎的？我这次栽得够惨了，千万不敢再捅到县里、地区去。”
当时农村每个社员家里，都安有线广播，每个公社都有广播站。
“老张，刚跟你说了，我去劝了，没劝住！再说你也太过分，自已先胡闹，又贴什么大字报，还敢带武装基干民兵，去抄吴永丽的家！真的哪个民兵枪走了火，老张，你这不是把我往监狱里送？要是眼红我这公社书记，我让位，可不敢这么作害我。自已回去好好想想，该怎么办，你这一脚，算踢到铁板上了。”
“球，”张卫青突然猛扬起头，“杀人不过头点地！他不让，还能咬下老子的丢？我张卫青也是大风大浪里闯过来的，这条小泥鳅瞎蹦哒，还能挡住不让我走路？他复避资本主义还有理了？不就是地区、县里，认识一两个人吗？我的战友没下台的，省里还有呢！谁怕谁！我就不信一个土农民，还能反了天？他有人，老子也去找人。”说完，恶恨恨瞪了我一眼，招呼也没跟王书记打一声，闯到车棚推起一辆自行车，就像一只掐了头的苍蝇，没看清目标，一头撞在旁边的柱子上摔倒。起身定了定神，复骑车，丧家犬一样窜了出去——回县城了。
我蔑视地望着他的背影，土农民，土农民怎么了？土农民就活该让你们欺负？欺负了，连声都不敢吭一声才对？小子，你这次不仅是惹了农民，你也惹了法律，你犯了国家的王法了，土农民也要收拾你！小样儿，还治不了你。
又过了一会，电话铃响起，话务员接起电话，“那谁，你要的地区电知通了。”
我赶忙接电话，“是郭主任吗，你好，我是郭勇的同学。我是永明县玉平公社的吴永成。”
电话中，我把详细情况说了一遍。
郭天明主任也相当气愤，“昨天郭勇给我打过电话。但不知道是什么事，你家这事并不是简简单单的、生在张卫青一个人身上的事。它反映了相当一些同志，极左思想仍然存在。怕老百姓富起来，老认为农民富了，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，老纠缠什么资本主义、社会主义的本质！这种事不仅你们县有，其它县也存在。这种现象不解决，中央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，难上加难！哼，老搞什么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。原来我准备过两天，跑各县调查情况。有你们家这个事，倒提前了我的工作日程。这种问题不尽快处理，不震动一下，有些同志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才能清醒过来。”
搁下电话，女话务员悄悄凑上来说，“你可办了件好事，那张书记顶不是东西，见了哪个女的也往上凑。以后你打电话，随时都可以来。”
机房出来，和王书记打了招呼，替四姐请了几天假，便和胡云珍回村了。
一脸焦急的爹、妈、三姐夫等人，一直在村口上等待。
见我们回来，妈上来拉住我，“到公社他们没打你吧，不行咱就认了吧！谁让咱是农民，是个捣土坷垃的农业社社员(农业社原指五十年代的农村合作社，现代指生产队)”。
“妈，你放心，咱又没犯法，他们凭啥打我，到公社后，姓张的托人说合，找我道歉、认错……”
“天神神”，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妈就急忙插话，“还有个天理在哩！还是俺五儿有本事，能讨回个理就行了。这事把人吓死了。”
“回来我想收拾下东西，明天一早去省城，非把这害人精，一把撸下来。”
“可不敢再瞎折腾了，自古官官相卫，有谁能向着咱这农民、土老百姓？人家肯认错，就是给咱脸了。再闹，人家一翻脸，咱还不是个灰的。”爹妈的脸都变色了。
“这你们不用怕，有党的政策给咱作主呢，要不他凭啥给咱认错？这祸害除不彻底，日后也是个麻烦！古人不是也说过人无伤虎心，虎有害人意，除恶务尽嘛。胡支书，这一、两天我不在，麻烦你帮忙照看一下，可不敢再让人，引民兵拿着枪上门抄家了。”
“没事，你放心，好狗还护三邻呢！我好歹还是大队的支书，只要我在，不用说他们拿着枪，就是拉着大炮，也先把我一炮轰死再说，***张卫青，欺负人呢！早晨招呼也不打，就把我跨过去了。”胡云珍忿忿不平。
今天在公社，他也听到、看到了不少，吴家五儿不简单，得笼着点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和三姐夫在村口坐车，赶到省城。先到省委大院，找郭勇他妈。
我并没指望在这办成多大事。只要能帮我把写的稿子，送进省报社就行了。报社来稿，一般都要和当地核实，借调查能给县里加点压力，催一催尽快处理。我耽误不起时间，还得上学。
省府门卫打电话确认无误后，放行。按照门卫的指点，我们找到了郭勇他妈办公室(他妈叫渠月连)，门口小窗口贴一张白纸“秘书长办公室”。
好家伙，秘书长，这官还真不小。
渠姨中等个，剪头。听我和三姐夫说完，十分震惊，“‘文革’过去几年了，怎么还有这种人满脑子‘文革’思想，梁州地区怎还有‘三种人‘存在，工作效率太差了，还谈什么对党和国家负责，没想到极左思想在基层这么严重，让老百姓受苦了。”
我拿出一份材料放到桌子上，“渠姨，本来不想麻烦你。你这么忙，那顾得上管我家这种小事，我给省报写了个东西，又怕递不进去，所以才……”
“这不是小事，”渠姨一边看材料一边说，“这也不是你一家的事，这种现象，全省都有些，但没想到还这么严重，嗯，文笔不错，比我家郭勇强多了，小张，小张，”
外间答应着，进来个秘书，“你先把这份材料，送给省报马总编。然后给梁州地委打个电话，问问情况。两天后让他们报回调查、处理结果。再搞个简报，让我过目后，下各地委、省直各有关厅局。两个意思：一是不留死角，坚决清理‘三种人’；二是坚决纠正极左思想，贯彻中央精神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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